赵佶即位后，是为宋徽宗。徽宗对高俅十分宠信，想要升迁他，于是命高俅到刘仲武的部队效力。在军中，刘仲武与高俅相处融洽，刘仲武立了军功，也都称许高俅的帮助。虽然我们无法确切知晓高俅在军中具体发挥了怎样的作用，但这种经历为他积累了军事资历，成为他升迁的重要资本。
政和七年正月十一日（1117年2月14日），宋徽宗以殿前都指挥使高俅为太尉。宋代“太尉”为武官最高虚衔，并非实职，但高俅实际掌握的是禁军管理事务。宣和四年五月初五日（1122年6月10日），高俅加开府仪同三司，这是一个极为显赫的官职，显示出他在徽宗朝的权势达到了顶峰。
高俅的升迁主要依赖徽宗的宠信，而非自身卓越的军事才能或政绩。他从一个书童，凭借与徽宗的特殊关系，在数年间不断晋升，“不次迁拜”，其兄、子侄也都跟着沾光，父亲敦复为节度使，兄伸自言业进士直赴殿试后登八坐，子侄皆为郎，家族一时显贵无比。
高俅任殿帅期间，禁军腐败严重。据《靖康要录》等记载，他挪用军费、私役士兵，让士兵为自己修建宅邸、从事各种劳役，导致军队训练废弛、战斗力下降。北宋末年金军南下时，禁军不堪一击，在抵御外敌入侵中几乎毫无作为，高俅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他的这种行为，严重破坏了军队的纪律和战斗力，是北宋军事衰弱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北宋末有“六贼”（蔡京、童贯等）之说，他们把持朝政，结党营私，贪腐无度，是导致北宋灭亡的重要罪魁祸首。但高俅并未列入其中。他的权势主要限于宫廷与禁军系统，未参与朝政核心决策，贪腐程度较蔡京等人稍轻。虽然他在禁军管理上存在严重问题，但在政治影响力和对国家整体的危害程度上，与“六贼”有所不同。后世对他的负面评价，更多是因为《水浒传》的文学渲染，将他塑造成了一个典型的奸臣形象，从而强化了人们对他的不良印象。
高俅在个人品行上也有值得称道的一面。他对旧主苏轼有知恩图报之举，苏轼被贬后，高俅仍“不忘苏氏，每其子弟入都，则给养问恤甚勤”，体现出他在人情世故方面的温情一面。靖康元年（1126年），徽宗南逃，高俅与童贯因路线分歧发生矛盾，后被弹劾“跋扈”，但同年他病死于开封，未经历“靖康之难”。相较于童贯、梁师成等侍行大臣被诛杀，高俅得以善终，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他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，或许有着一定的生存智慧。
《水浒传》中，高俅被塑造为陷害林冲、打压梁山好汉的大奸臣，集贪婪、阴险、权术于一身。他为了私利，不择手段，是梁山好汉们的主要敌人之一。这种形象是文学创作对北宋末奸臣形象的典型化处理，通过虚构和夸张，将高俅塑造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反派角色，以反映当时社会的黑暗和官场的腐败。小说的这种演绎，让高俅的形象深入人心，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反面人物。
史书中关于高俅的记载较为简略，且多为片段化记录，主要散见于南宋王明清《挥麈录》、李心传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等笔记史料及部分文人记载。正史《宋史》中未为高俅单独立传，这使得我们对他的了解存在一定的局限性。他的负面形象主要来自南宋文人对北宋灭亡的反思，他们将北宋灭亡的原因归罪于徽宗宠信的官僚，高俅作为其中之一，自然成为了批判的对象。但这些记载并非确凿的重大罪行记录，更多是一种反思和评价。
文学创作与历史真实存在差异，主要是因为目的不同。小说的目的是通过塑造典型形象，反映社会现实，表达作者的思想和情感；而历史记载则需要客观、准确地记录人物的生平事迹。高俅在小说中的形象是艺术加工的结果，是为了满足文学创作的需要；而历史中的高俅则是一个凭借宠信跻身高官的庸吏，擅长逢迎，无显赫才能，对禁军腐败负有责任，但并非推动王朝崩塌的核心人物。
史书中的高俅是北宋末年凭借宠信跻身高官的庸吏，他的发迹源于与宋徽宗的特殊关系，凭借“潜邸旧臣”的身份逐步升迁，最终成为掌握禁军管理事务的高官。他在军队管理上存在严重问题，导致禁军腐败，战斗力下降，对北宋末年的军事衰弱负有一定责任。但他未参与朝政核心决策，贪腐程度较“六贼”稍轻，且对旧主苏轼有知恩图报之举，个人品行具有两面性。
与《水浒传》中虚构的“顶级奸臣”形象不同，真实历史中的高俅更偏向于一个依附皇权、能力平庸的官僚。他的形象之所以被“黑化”，主要源于后世文学对北宋灭亡的批判与艺术加工。我们在认识高俅时，需要区分历史真实与文学演绎，从客观的史料出发，还原一个更为真实的高俅。他的经历反映了北宋末年官场的腐败和皇权专制下的官僚生态，也让我们对那个时代的政治、军事等方面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